在云南富宁县某中学文体艺术节开幕式上，一名高一学生在即兴“演讲”中提出质疑，为什么学校“有钱请无人机表演，有钱建安娜草堂，没钱修学生宿舍”？
他认为，这是对“所有学生的蔑视、伤害”，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说出这件事。
虽然麦克风很快就被切断了，但他仍然大声说完了自己想说的话。他说，尽管自己心里很害怕，两腿都在哆嗦，但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所有人。
他最终没能说完想说的话，被三名老师架离了会场。
第2天， 也就是11月16日，当地教体局发布情况通报，对这名学生所说的无人机、安娜草堂和学生宿舍问题进行了解释，并且表示，“将充分听取学生意见”，对学生宿舍进行改造升级。
如果此事到处为止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：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，教育部门和学校从善如流，改正工作中的不足，所有的学生都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。
但是，也许是因为富宁县教体局或这所学校的领导觉得失了面子，被学生“绑架”做了他们说不愿意做的事，或者觉得小小的中学生就敢质疑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，此风不可长，他们又狗尾续貂，让这件事多出个尾巴来。
据澎湃新闻报道：这名学生已经被家长带回家“履行监护职责”，学校会对他进行心理疏导。
意思就是说，这名学生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失败的，而且学生存在心理问题。否则，为何要停课回家“监护”？为何要做“心理疏导”？
作为承担教育使命的教体局和学校，竟然是这样的认知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！
这名十几岁的少年，他不过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，质疑了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怎么会成了需要停课回家由家长“监护”的洪水猛兽？怎么又成了需要心理辅导的异端？
人更优秀的品质就是真善美。
真、善、美这三个品质不是平行并列的，而是有逐步推进的逻辑关系：说真话、做真人是最基本的前提，做到“真”的人，才可能是善的，既真且善，才算得上美。
作为教育主管部门，作为学校，首先要教育学生说真话、做真人，可他们竟然容不下一位少年的几句真话。难道他们想把孩子们都培养成戴着虚伪的面具，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的伪君子吗？
这位少年的表现让我想起了我读高中时的一段经历。
1988年，我读高一的时候，学校向每个学生收5块钱，说是要买锅炉，防止学校在校外打水传染上肝炎。可等我读到高二，学校建起了教师宿舍楼，锅炉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
我便写了一封“人民来信”，发表在1988年5月5日的《新华日报》上。学校很快就炸了锅。校长、教导主任、团委书记每天轮番把我喊到办公室去，软硬兼施要求我再写一封信，说是个误会。
当时我也很害怕，后来听图书管理员说，我在校长室里的时候，脸都吓白了。但我最终没有写他们要求的那封信。最后此事不了了之，我放暑假时转了学，第二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。
看着富宁县这位少年即席“演讲”的视频，我理解他内心的感受，更赞赏他明明心里害怕也要坚持说真话的勇气。
这样的少年，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希望所在！
几千年来，无数国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惰性——
当倒霉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时，一边感到高兴，一边暗暗窃喜。
当倒霉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时，呼天抢地，满世界哭诉。
当所有人一起倒霉的时候，他会安慰自己：又不是我一个人。
于是，“枪打出头鸟”、“出头的椽子先烂”成了无数人所信奉的至理名言。
就这样，一代又一代人成了明哲保身的懦夫。
当这样一位克服了恐惧心理，敢于为自己、为他人发声的少年横空出世时，这个世界要小心地呵护他，别让他承受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压力，最后也蜕变成一只缩头乌龟。
但现实显然是很残酷的。
在学校和同学眼里，他一定会被视为异端，甚至因此而被孤立。而他的家长，也可能把他当作不听话、不成器的坏孩子，否则他们不会安安静静地把他带回家。
难道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教育吗？
对这位少年来说，他所说的话是否正确并不重要，他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保护他敢于表达内心的品质。
培养说真话、做真人的年轻人，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真善美的品质，这才是教育的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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